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到了50年代末，经济改革开始出现偏差，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全国一样，甘肃在所有制问题上也出现了重大错误， 20世纪50年代末强制推行所谓“大、公、純”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铲除私有制”，使全省经济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以致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究其根源，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很好地坚持“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离开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谈生产关系的先进性，片面地认为公有制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公私合营企业都变成了国营企业，个体经营、小商小贩被明令禁止，城乡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在这种“左”的政策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

    我国的所有制改革，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从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即后来正式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进而逐步向城市推进的。在改革过程中，人们逐渐破除了国有经济优越于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等一系列旧的思想框框，认识到，脱离生产力水平，急于消灭一切私营经济乃至个体经济，盲目追求公有化的规模和程度，不仅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而还会极大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此认识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按照过去苏联的模式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传统看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形态只在过渡时期允许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与私营经济是不相容的。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保留和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以“三个有利于”取代“二元公有制”作为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个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性会议。

    随着对我国国情认识的加深，以及个体工商业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显现，对个体户雇工的政策进一步放宽。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文件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这个规定实际上允许个体户雇工，雇工可以在7人以内。这就是后来规定雇工在8人以上叫私营企业的来由。

    到1981年底，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85万户，从业人员227万人，比1980年的从业人员翻了一番多。随着我国城乡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雇工超过7人的个体工商大户即私营企业也日渐增多。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政策的转变和逐步宽松，甘肃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超过国有经济，成为新增就业岗位的主渠道。2005年，甘肃省城镇从业人员比2004年新增24.8万人，而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却减少了2.73万人，私营企业及个体劳动者新增从业人员24.18万人。也就是说，甘肃省城镇新增从业人员中，民营经济所吸纳的人数占到了97.5%。省工商联发布的《报告》显示，2005年甘肃省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为206亿元，比上年增长41.6%，人均营业收入达到13.6万元，同比增长33%，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由1988年的32万多人，增加到2005年的389万人，增长了10多倍，远远超过了同期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的水平，民营经济已成为甘肃省扩大就业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