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层看，欧阳修是因山水而醉，官场不得意，被贬谪后放情于山水，借酒排遣郁闷，似乎在情理之中。欧阳修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贬任地方官的。宋仁宗庆历三年，为革除弊政，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新政，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以“兴致太平”，史称“庆历新政”。时为谏官的欧阳修上书言事，参与革新。但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不但受到了反对派的阻挠，而且被攻击为“朋党”。欧阳修据理置辩，为此，撰写了《朋党论》，认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为范仲淹等人张本。皇帝最忌讳臣僚结为朋党，借助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废止了新政。范、韩等人先后被排斥出朝廷，欧阳修亦被贬任滁州太守。他到滁州后，体恤民情，为政以宽。在无为而治的怡然中，娱情山水，吟诗著书，才有《醉翁亭记》这传世佳作。文中称此山“林壑尤美”，“蔚然而深秀”，并不惜笔墨描绘了山间朝暮和四季变幻的景色：“日出而云霏开，云归而岩穴瞑”；“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如此诱人的景色，能不令人“乐亦无穷”吗。其后，笔锋随之一转，点透“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将欣赏山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寓在喝酒上，把酒临风就很自然了，山中智仙和尚为其便于歇息饮酒而建亭就更顺理成章了。然后重墨描写山中野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陈者，太守宴也”。野味佳酿使宴酣之乐达到“觥筹交错，坐而起喧哗者，众宾欢也”的佳境。最后，山林乐，禽鸟乐，游人乐，太守乐，天也乐来地也乐，欢乐无穷无尽。而太守是因大家乐而乐，并且 “醉”是因为 “同其乐”而醉醉，“乐”和“醉”互为依存。好一幅清平盛世万民同乐图﹗
果真是“醉而同其乐”吗？如果不考虑写作的背景，仅就文章结构而论，是很合乎逻辑的。但大家知道，“庆历新政”是针对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北部边疆吃紧的状况，推行了有关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等十项改革措施。“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更甚，在京城参与新政的欧阳修对此知之甚清。天下困苦，当时荒凉偏僻的滁州也不能例外。欧阳修曾在诗中形容此地“官居荒凉草树密”，并说：“山民虽陋，亦喜遨游”。由此看来，他描绘的“游人乐”，如果是指百姓，那是穷开心；作为“太守乐”，那也是强颜欢笑，是做给别人看的。做给谁看，自然是皇帝。天高皇帝远，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听得到，通过什么渠道听？皇帝耳目甚多，特别是监察机构，自然是对他这种贬谪之人倍加注意，时时向上禀报，此乃渠道一；由于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声望，史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此乃渠道二；让弟子写文章，为其代言，此乃渠道三。为什么要传递信息给皇上？这是欧阳修在官场沉浮中学会的处事技巧。大家要注意到，他这是第二次被贬。早在景佑三年（1036年），当时身为宣德郎的欧阳修因替范仲淹鸣不平，被贬到“县楼朝见虎，官舍夜闻呺”的荒蛮之地的夷陵当县令。在此期间，他曾表示，自己既不屑作“戚戚怨嗟”之人，也不愿做“傲逶狂醉”之人，并赞赏同案贬谪的朋友“益慎职，无饮酒”。于是，他轻车简从，深入农家，倡导百姓广为植树，拆茅屋、建瓦房，实现人畜分居，教民礼让，改变陋习，整理典籍，严肃吏治。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压力，使他受益匪浅。后人赞其为“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然而十年后，再贬滁州，作为“过来人”，欧阳修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自称“醉翁”，畅言饮酒，常常饮少辄醉，并且乐此不疲。这一反常举动，绝非一时冲动，而是“阅历增”后的反弹琵琶，是绝顶聪明的做法。因为初次被贬，他谨小慎微，不戚怨，不饮酒，兢兢业业干工作，但收效甚微，并未很快被再次重用。这次，他要换一种方法试试，即借酒说事。要说事，就不能酩酊大醉。醉翁亭的一首楹联 “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字虽不多，点出了其中的玄妙。欧阳修时年39岁，就是在 “人活70古来稀”的当时，称“翁”也显得早了些。年岁既然不算大，为什么饮得不多也醉呢？显然不是真醉。只是想通过“醉”和“乐”，告诉皇上自己被贬后没有什么怨怼。但是整天沉溺于酒水之中也很难令皇上满意，因此，不但饮酒必须把握个度，而且要在亭中现场办公，有诗称赞他“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因此，他绝非只是游玩喝酒，而是在治州有术、政绩卓著基础上，通过与民同乐宣扬朝廷的德政，然后静静地等待再次被起用的机会。个中奥妙，只需读读《醉翁亭记》的姐妹篇《丰乐亭记》，便可知其一二。欧阳修在其与《醉翁亭记》前后脚写出的《丰乐亭记》中，说他在治理滁州的第二年春天考察州情时，发现此地风景绮丽、泉水甘甜，并且是追忆和彰显太祖皇帝文治武功的地方，故修次亭，宣扬浩荡的皇恩，和百姓共度太平盛世的欢乐，并强调这是他分内的事情。这还不够，生怕皇上仍不明白他的心迹，故又让他的弟子曾巩写了《醒心亭记》，进一步点明他饮酒作乐的缘由。曾巩在此文中写道：“公（指欧阳修）之作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说的是欧阳公乐就乐在 “我们的国君在上能宽大化民，不用刑罚，我们的人民在下生活充裕，没有怨恨，天下的求学的人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而一座山的角落、一池泉水的旁边，难道是欧阳公的快乐吗？这就点透了：醉翁之意也并非在山水之间，只不过是“乃公所寄意于此也”。并强调：欧阳修与人饮酒或劳累时“则必即醒心而望”，“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欧阳修哪敢真醉，即使小酌也要“必即醒心”，并且随时做到“其心洒然而醒”。因此，他每次饮酒必“称翁”，这样就可以“饮少”，然后佯装酒醉，引得众人放开吃酒欢乐，觥筹交错，实际上他独醒，心里明镜儿似的。醉翁未醉，只不过是借“醉”做文章以通乾坤，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可以说，《醉翁亭记》采用的是春秋笔法，含蓄深沉，话里有话，是他的韬晦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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