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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时间:2019-11-19 来源:兰州日报
  张玉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有许多亮点与新的提法、新的概括。比如:“国家治理效能”“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等等。特别是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会首次提及“相对贫困”。同时也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全面促进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大转换,这也意味着我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将转向标准更高、人群范围更广的“相对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五百年以后还会有贫困。他强调,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贫困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贫困问题肯定仍然会存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说明,我国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因此,“解决相对贫困”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通过长效机制的设计来实现。

  一、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2012年到2018年,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8年末的1.7%。在消除绝对贫困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解决相对贫困是巩固当前脱贫成果的现实需要。对于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群体,其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发展能力也相对较弱,在经济下行期尤其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这部分群体无疑是相对贫困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着力巩固脱贫成果的切实需要。

  第二,解决相对贫困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对贫困是一个以社会平均水平为参照的概念,较高的相对贫困人口比例反映的是社会总体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解决相对贫困,强调的是不仅仅要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需要,还强调缩小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三,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对破解当前经济增长困境有重要意义。收入差距较大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其原因在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但消费增长空间不大,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但面临流动性约束消费也难以获得增长。如果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得不到显著增长,当前消费增长乏力的问题也就难以得到解决。解决相对贫困,必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促进总体的消费水平提高。

  二、解决相对贫困对反贫困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相对贫困标准一般是按照全社会收入的中位数的一定比例来确定,这一比例通常在40%至60%之间。如果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为基准进行测算,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标准为14128元,农村为4811元,远高于目前大约年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的绝对贫困标准。据此推算,2018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人口比例分别为14.5%和19.1%。与消除绝对贫困相比,我国解决相对贫困的目标要求更高、对象范围更广、致贫原因更复杂、动态性更强。

  首先,相对贫困不再满足于“两不愁、三保障”这一基本要求,而是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拓宽发展空间,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人群生活品质,目标要求更高。

  第二,相对贫困人群的认定,也不再是基本生存条件作为基准,而是以社会整体平均发展水平作为基准,与社会整体平均发展水平距离处于一定范围的人群都需要考虑,相对贫困对象范围更广。

  第三,相对贫困人群的致贫困原因会更加复杂多样,相对贫困关注的是低收入人群发展机会的巩固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比绝对贫困关注的点要更丰富。

  第四,相对贫困的贫困动态性更强。受宏观经济波动和个人收入稳定性较差的影响,相对贫困群体比绝对贫困群体的动态性更强,管理难度更大,对统计监测、反贫困政策制订和实施都带来更大挑战。

  此外,统筹城乡扶贫是未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农村和城市的扶贫政策分属于两个独立体系,二者之间缺少成熟有效的衔接机制。农村扶贫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但针对城市贫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仍分散在多个部门,如民政部、人社部、教育部等都有资金投入。亟需尽快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社会救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三、的着力点

  首先,要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促进”的贫困治理的整体性机制。要在政府主导之下,依靠市场的力量、社会的资源来推动。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特别是要鼓励广大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公民个人广泛参与贫困治理,通过建立城乡贫困家庭社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要建设社会扶贫网,着力打造社会扶贫参与平台。

  第二,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作用,建立相对贫困人口发展的基础性机制。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主要是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其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长效机制的核心。重点是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基础条件让贫困群体自强自立。就是要对相对贫困群体更加注重在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工作的开展。

  第三,建立干预代际贫困传递的阻断性机制。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要完善省、市、县、校四级学生资助管理体系,实现精准教育救助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因此,在对贫困家庭实施物质援助的同时,更应注重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特别是要通过实施“儿童发展计划”和“妇女教育计划”,加强母亲教育,特别是加强女童教育,以此来达到教育干预代际贫困传递的重要作用。

  第四,建立完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机制。传统的扶贫开发、保障性救济兜底等政策可有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如果不能缩小社会整体的收入差距,相对贫困问题则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重视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要在完善传统的扶贫开发、教育、健康等扶贫政策之外,关键要在如何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力度,完善我国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上下功夫,以提高相对贫困群体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第五,建立金融扶贫长效机制。要将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做实质性连接,要将金融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金融扶贫工作在金融手段运用上亟需完善,要在县域及农村地区建立金融扶贫的协同工作机制。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金融在推动扶贫工作时更强调“赋能”。包括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对村集体经济的支持,对农户的帮扶,这种从不同维度的金融赋能,体现出“全链条”扶贫特色。除了细分式的多层次扶贫,金融扶贫还体现出“组合拳”优势。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手段的组合运用,在金融扶贫工作中互为补充,正在构建一支金融扶贫的“联合舰队”。

  兰州市社科院社会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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