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民间投资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无论出台何种财税或者货币政策，民间投资都没有明显增长的迹象。

    这些原因，经由国务院督查组一个多月的专项督查，在6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非常清晰地摆在了桌面上。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政府管制。比如，国务院督查组报告中所附的数张表格，列举了一家民营企业新建一个项目需要的90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日常经营中需要的56项审批事项。

   ”有些项目，我们的政策规定得很清楚，只要不在禁止名单内，企业就仅需备案，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确认’，还要再继续审批？”李克强总理指着表格的栏目连续追问，“这么多审批项目、涉及这么多部门，有些都是重复审批。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了，民间投资怎么能不难呢？”

   众做周知，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即是降成本，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又是重中之重。从国务院督查组的报告来看，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非常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在一些地方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诺斯悖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诺，在考察西方世界的兴起时，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对产权的保护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但国家本身如果变成掠夺之手，那么国家也会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5月份,人民日报曾经刊发了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内的企业成本系列报道。从实地调研的结果看，在经济下行和财政收入减少的压力下，一些地方的有形之手开始了“乱作为”，比如回溯性收税、过头税等，有的甚至专门成立了预算外收入局。再比如在反腐风暴下，“吃拿”不见了，“卡要”未消失，一些企业每年的非营业性开支，即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往往占销售收入的1.2%～1.5%。一家小型企业,每年都可能要有上百万年的“维护关系”支出。

   这些都是典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且其中暗藏“灰色地带”，正成为当前企业的最大困扰。在实体经济渡难关最紧要的时候，在企业谋转型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有形之手管不住，在一些地方，很有可能出现“诺斯悖论”，政府自身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放管服”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突破口。时不我待，面临现在的形势，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具有明确时间节点要求的、2016年内的改革措施：年底前，再取消一批“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投资项目核准及前置审批、资质资格许可认定、评比达标等事项。清理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年底前取消200项以上。再砍掉一批审批中介事项，切实拆除“旋转门”、“玻璃门”。加快摘掉中介机构的“红顶”，与行政审批部门彻底脱钩，斩断利益链条。9月底前，国务院部门推行并联审批和网上审批，6月底前实现部门间“横向联通”，年底前实现中央和地方“纵向贯通”。继续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年内实现“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年底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且未按规定批准、越权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一律取消。

   通过这些内容也可以看出，在经过3年时间的简政放权后，改革越来越碰到了“硬骨头”：种种抵制、扭曲和变通的手法，比如“换马甲”、“红顶”中介，部门之间的壁垒，部门法外自我授权等。

   在前述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报道中，笔者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各督查组和评估调研单位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左右的社会就业；但另一方面，多数民营企业又觉得自己“矮人一等”，还有一些地方干部“谈商色变”，不愿也不敢与民营企业打交道。

   曾几何时，地方政府普遍抱有一种亲商的态度。何以会出现“谈商色变”？我们都知道，十八大后反腐败势头很猛，至今没有减退的迹象。对新型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说过：“官商之间淡如水，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反腐败，当然要破除掉这种“勾肩搭背”。但现实中，讲亲商环境，就滑到官商勾结的泥潭里去；讲政商关系要“淡如水”，就干脆不和民企打交道。不客气地说，这恰恰说明，很多党员干部对于既清廉又干事、在复杂环境下也要把事情办好的精神状态已经陌生很久了。

   甚至一段时间，对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竟也出现了怀疑或者说疑虑。多数民营企业为什么觉得自己“矮人一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专门作了讲话：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从来没有动摇，不会变，也不能变。这个讲话很快公开发表，用总书记的话说：这就是要给广大企业家吃个“定心丸”，非公有制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是国家的光荣，党和政府当然要支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这个问题也指出改革开放30年能够取得较大成就跟精英集团的多元性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精英集团既包括执政团体，又有经济活动中的精英阶层、企业家群体。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影响，也可以进行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沟通。从最近的情况看，经济精英开始有所不安，值得政府高度重视。

   可以说民企“心安”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